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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义:提高待遇是培养和保留翻译人才重中之重

2014年03月09日19:59    来源:中国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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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怎样提高翻译待遇,已是培养和保留翻译人才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黄友义委员认为,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翻译评价和聘用体系,“一说翻译,大家认为水平都一样;一说翻译,大家觉得稿费都一样,实际上,翻译不同的东西,不一样水平,应该有相应的报酬制度,现在市场混乱是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

  “根本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都知道需要翻译,但很少有人知道翻译里分中译外和外译中,很少有人知道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是两码事。”他说。

  据了解,在中国翻译稿费和翻译待遇多年来鲜有提高,很多翻译“民工”的稿费始终徘徊在千字几十元到百元左右的范畴之内,一本十几、二十万字的图书,翻译下来也不过才一、两万元的收入,让很多人才逐渐放弃了从事这个行业。而中国良莠不齐的翻译人才和翻译公司,也进一步打击了这个市场和人们的信心,造成了行业的混乱。

  “我们也提过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但准入制度必须有法律支撑,中国也没有翻译法,所以这个混乱局面还难以在近期内解决。但并不等于就不解决,不采取措施。”

  黄友义委员指出,翻译的稿费不能一样,“比如一个工人,他是几级工,报酬是不一样的,现在翻译,一千字多少钱,不管谁翻,不管什么内容,都是这个价,这就是不对的。”他认为,应该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稿费制度应该更加灵活,从事中译外,尤其是定稿这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至少跟国际上相符。”他说。

  黄友义委员此次的提案,是建议要更加及时、全面、准确地把党政文献翻译到国外去,“中国是13亿人的中国,更是世界70亿人的中国!中国经济如此之大,中国对外开放速度如此之快,中国所做的一切,对世界影响太大了。因此世界比任何时候都关注中国,想知道中国人在说什么,想知道中国的政策走向,特别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情况。这个就涉及到中国如何向世界介绍自己,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他指出,在党政文献翻译领域,在当前翻译人才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让现有人才提高待遇,有荣誉感,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并自豪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可以作为示范,让青年大学生觉得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事,让他们注意学习和掌握这门技巧。

  “党政文献的翻译,翻译往往介入太晚,是被动的,没有时间字斟句酌,”黄友义委员说。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公布后,没有事先安排翻译,外文版未能与中文版同时对外发布。于是,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Roger Creemer自告奋勇将《决定》全文翻译成英文,“但由于他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有很多地方翻译得不够准确。”

  要提高翻译的待遇,或许可以先从这些从事党政文献翻译的高端中译外人才着手,“让他们有荣誉感,让他们有自豪感,首先让他们从政治上觉得非常值得做,”他说,“荣誉感是一种国家的需要,政府的需要,让他愿意干这个活儿,”黄委员说,“该提供给他的信息要提供给他,不要防着说这个翻译是不是会泄密之类。早点让他介入,文件起草阶段他就知道要用哪种话,外国人才听得懂,比如介绍中国梦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一些注解?翻译就是应该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从帮助外国人理解角度,他能发挥作用。这就不光是参与翻译的问题了,因为他是参与了怎么对外传播的设计,这是在培养他的荣誉感。”

  中国的文化逆差

  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中国的党政文献及各种政策法规的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网络上看看英剧美剧外国电影,则是日常已经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无论是《纸牌屋》还是《变形金刚》,这个方兴未艾的文化版图中,藏着网民热捧的幕后英雄们——“字幕组”。甚至网民还有这样一种论调,字幕组为老百姓所做的工作,可比其他翻译人员“大多了”。

  对此,黄友义委员笑道,“这是消遣娱乐现象,字幕翻译的水平也有高有低,倒不必在翻译问题上对他们太认真;而他们很多人是志愿者,并不挣钱,对这些人,我们还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更多是一种练习,一种消遣。现在年轻人英文水平越来越高,中文字幕只是辅助,其实很多人甚至可以不用看字幕,听就可以了。”

  但他也指出,当去做真正的政府文件的翻译时,就必须认真。“所以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就像一个扇子的面,从左边到右边,领域非常宽,你需要左边的就找左边,需要右边的就找右边的。你翻的是政府文献,就必须需要那么一小批高端人才,准确的把中国的信息、中国的意思,通过跨文化传播的方式,翻译介绍给外国,这部分人永远需要;而大众娱乐,也是一种需要,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各有各的用途。”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国外文化、图书、影视作品纷纷涌入中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同时,一些国外推行的价值观、政治观,也随着这些作品,通过翻译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输入给中国的观众和读者。然而,中国文化的输出,相对来说却显得很薄弱,这便是一个严重失衡的文化逆差。

  “首先对外翻译力量不够,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了一种制约作用,”黄友义委员阐述道,“但其实要知道,翻译行业的特点就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容易,把母语翻译成外语难,所以这个逆差存在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会中文的外国人太少,能流利把中文翻译成外文的外国人更少,只能中国人自己单枪匹马,所以这个逆差就会存在。”

  他认为应该重视这个现象,措施之一就是大量培养中国翻译,把中国的东西翻译出去。不过,作品好不好,又不完全取决于翻译,“你写的好,外国人就喜欢看,不管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小说也好,那就有更多的人愿意看,这就对文化作品的制作者,编剧、导演、作家,给他们提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原产品的制作者更加努力的去创作。”

  他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的那些作者写小说写剧本的时候,就没想过要给外国人看。而外国人为什么喜欢向中国推销各种东西呢?他们都看上了中国市场,你是人口第一大国,又是新兴经济体,消费能力又在提高,从物质到精神产品,他们都往中国来推,当然也有推销价值观的,我们的作者更关心的自己国内的市场。但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不能不更主动地向外国人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了。”(记者 张锐)

(责编:王云云(实习生)、孝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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