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代表的中国梦”：到人民大会堂有多远？

　　到人民大会堂有多远？

　　“走进人民大会堂，你走了多远？”面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的几位基层全国人大代表都百感交集。

　　1959年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壮观巍峨，雄伟典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与办公所在地。这些基层代表说，走进人民大会堂，是他们刚开始根本不敢做的梦。

　　他们的出发地是乡村、工厂、街头、车间，甚至洗脚房……这是一段超越物理距离的漫长之路，他们很多人说，第一次走上高高的台阶进入人民大会堂时，都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后面有他们的青春、奋斗、梦想。透过他们的奋斗长路，很多人明白了“中国梦”。

　　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

　　“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没法形容的高兴！我怎么看都看不够，还对着那个大大的五角星拍了照片。”——吕华荣，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熨工。

　　“特别激动，以前做梦都没想过能来。”——陈腊英，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发展分公司清扫保洁员。

　　“我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对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好奇，但更大的是压力。”——朱雪芹，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当时车刚停稳，我就下车请人在人民大会堂前拍了张照片。我妈给我交代的，让我拍张照片带回家挂起来。”——刘丽，全国人大代表，“最美洗脚妹”。

　　“我把以前在书本、照片上看到过的人民大会堂的地方，都拍了照片。自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面对天安门广场，和‘国徽’合影。”——周振波，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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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基层代表中，朱雪芹是两届人大代表，她记得很清楚：6年前的3月4日，她第一次坐进了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那一天，她穿的是一件玫瑰红的套装，特地花了一千多元钱买的，这件衣服到现在还是她最贵的衣服。

　　周振波也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间：2008年11月16日，当时他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而是以“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身份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当时他穿了一件半旧的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衫，这套衣服只有在特别隆重、正式的场合才穿。“我那时候以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就一次了。没想到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又来了！”

　　“扫街也要扫成全国劳模”

　　这些基层代表年龄、籍贯、工作、经历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出身基层，他们坚信奋斗改变命运，他们心中有梦想，从不怨天尤人，即使在再平凡不过的岗位上，也一直在努力。

　　朱雪芹，1995年1月高中辍学后，从江苏睢宁农村来到上海打工；刘丽，家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的偏僻农村，为减轻父母的负担，身为长女的刘丽不得不提前结束初中学业，外出务工供弟妹上学，找工作过程中钱花光了，刘丽甚至卖掉了从记事起就没有剪过的头发，换了30块钱维持生计；周振波老家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从小家庭贫困，幼时不幸丧母，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穷，白面馒头也吃不起，上学用的纸、笔，是要用鸡蛋去供销社换的。我在潘寨中学读书时，学校很破，大家上课都挤在一起，课桌就是一块不规则的木板，用砖头垒起来，有些人连凳子都没有。因为住宿在学校，冬天一个礼拜回家拿一次馒头，夏天一个礼拜两次，饿了吃馒头老咸菜，渴了就喝玉米面糊糊……”

　　他们以农家子弟的坚忍在各自岗位上奋斗，平凡的工作，他们却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陈腊英2000年从安徽到杭州打工，2005年进入杭州环境集团，为了省钱，租住在偏远的郊区，每天上班要骑1个多小时的电动车。即便条件艰苦，陈腊英始终坚持“埋头做事不计得失”。不管刮风下雨或者是漫天大雪，每天凌晨3时，她就走出家门，赶到工作区域。包干区中有一长段栏杆需要每天清洗，没有人愿意做，陈腊英就主动承担。别人休息她擦洗，每天额外工作3小时，没有一句怨言。即使当了浙江省劳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公司外部项目扩展时，陈腊英总是第一个扛着扫帚上街。

　　在今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47岁的陈腊英还回了一趟她的家乡安徽省宿松县，向当地的环卫工人传授了“陈腊英道路保洁作业法”，这方法目前已在杭州市环卫工作中广泛推广。“扫马路不能想怎么扫就怎么扫，也需要精细化管理和规范地操作，扫地时左一下右一下，随意性太大，不仅费时费力而且灰尘还扫不干净。”陈腊英说。除了“陈腊英道路保洁作业法”，陈腊英扎扫帚的功夫也是一绝，她扎出来的扫帚又轻便又灵活，扫起地来十分容易。用陈腊英的话来讲，就是自己扫出来的地，要干净得可以让人席地而坐，“拿扫把也要拿得像个样！”

　　他们心中有梦想：人生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努力才能改变命运。朱雪芹在繁忙工作之余，当时住集体宿舍，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朱雪芹买来台灯，用被子掩着，躲在床上看书；双休日伙伴们去逛马路了，她却留在公司活动室苦读。虽然高中都没毕业，但朱雪芹靠自学成了一名日语翻译；刘丽打工赚到钱后，减轻了家庭负担，想到自己曾因家贫辍学，萌生了帮助贫困学生上学的念头。2000年，她开始资助贫困学生。第一年资助了7个，第二年20个……她租住在出租屋，却资助了上百个孩子，别人问：你这么点工资，能管得过来那么多人吗？她回答说：事情的改变总是一点一点的，努力了不一定能改变，但是不努力，永远不会改变。

　　始终牢记自己的本分和使命

　　这些基层代表一次次面对这样的疑问：你们能够胜任吗？

　　工作出色，并不意味着胜任全国人大代表的责任；人大代表，不仅仅是政治待遇，更重要的是履职要求。毕竟，这些基层代表学历都不高。

　　“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朱雪芹说，当选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后，朱雪芹利用一切机会为她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讲话。这六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劳务派遣工利益维护、农民工子女就读九年义务制公办学校、恶意欠薪入刑以及建立欠薪追讨机制等，背后都有她和其他代表在努力推动。

　　朱雪芹说：“上一届刚当代表时，我很紧张，一见记者，就下意识用手捂住自己的代表证，看到摄像镜头会胆怯，害怕被采访。现在不一样了，我甚至会主动找记者。我珍惜每一次为农民工说话的机会。”

　　他们付出千辛万苦，他们跨越千山万水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他们始终牢记自己的出发点。

　　“去年我的提案，主要是围绕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希望外来务工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待遇。还有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问题，希望保障性住房、廉租房，能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另外，建议国家尽快推出‘农民工用工供求信息平台’，不要让农民工找工作还要花冤枉钱，被黑中介给骗了。”周振波说，今年他的建议，也与农民工息息相关，“农民工来自农村，都比较容易知足，关注较多的就是眼前的基本诉求，买房、租房、工资待遇等。但我是农民工人大代表，我就要想到他们暂时还没想到的问题，要有前瞻性。”

　　今年两会，周振波的建议主要围绕农民工同工同酬、社会保障方面展开。另一方面，他大声疾呼政府部门能关心“农民工二代”群体的生存状况，对他们加强免费的心理疏导、法制宣传和职业培训。周振波曾去上海宝山监狱调研，发现监狱里多是20多岁年轻的小伙子。监狱长说，这其中大部分是新一代农民工，“我当时真的很痛心。这些孩子不像我们老一辈吃过那么多苦，想享受又不愿意吃苦，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走上歪路。除了他们主观思想认识上要转变之外，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帮助。”

　　周振波的身份几经更迭，但他说，在内心深处，始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农民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自己的本分和使命。“我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度，只要努力奋斗，就会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记者 肖春飞、俞菀、商意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