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出效率 放出活力（议改革 论发展 建真言 献实策）

　　提高政府效能

　　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辽宁省省长李希代表

　　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

　　锦州曾经有个民生工程，手续跑了8个月，公章盖了133个，审批手续到现在还没有办完。这说明我们的简政放权还远远没有到位。我们要解剖这只麻雀，下大力气解决“为官不为”、吃拿卡要等问题，杜绝层层审批、件件盖章甚至设卡现象，让基层、让企业对简政放权有感觉。2014年，辽宁省政府取消了783项审批事项，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不过有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仍有60%的企业对我们的举措感受不深，辽宁省在2015年将继续推进改革，并交由社会监督。

　　辽宁要真正实现全面振兴发展，须用好倒逼机制，闯过市场难关。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要交给市场，最大程度减少政府对企业、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最大限度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本报记者 刘洪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刘新齐代表

　　期盼尽快实现网上审批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力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审批事项多和审批难这两个问题，这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在较大规模地取消审批事项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获得很大成效，现在应该把解决审批难的问题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希望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年初发布的《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有审批权的部门今年能不能都做到一个窗口受理，推行受理单制度，实行办理时限承诺制，编制服务指南，制定审查工作细则，特别是改进跨部门审批工作。我们还特别期盼能够实现网上审批。从新疆到北京路程遥远，行政成本很高，如果实现了网上审批，就能够真正解决审批环节多、时间长、随意性大、公开透明度不高的问题。

　　（本报记者 励 漪 姜泓冰）

　　山西运城市市长王清宪代表

　　连通部门间被切断的神经

　　政府工作报告讲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特别强调，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目前，市、县行政运转机制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职能的部门化划分，使本来完整统一的政府职能被切割。从执行层面来讲，这是必要的，但被切割后的政府职能，各部门之间缺乏横向信息反馈与自动协调平衡机制，无法进行动态的信息自动反馈与动作的自动平衡协调，进而导致政府效率低、推诿扯皮，公共管理粗放、公共资源浪费严重等各种问题产生。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强化工作的顶层设计与谋划。顶层设计就是从全局与长远的高度，充分考虑政府工作的整体性、协调性、关联性，对工作进行全面谋划。其次是明确不同部门在某一方面工作整体推进中的责任，建立部门间信息自动反馈衔接与协调机制。第三是激励机制，把职能部门能否围绕顶层设计发挥作用，作为衡量部门工作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本报记者 曹 平 刘鑫焱）

　　辽宁锦州市委书记王明玉代表

　　根治审批中的“蜗牛病”

　　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软环境的满意度。进一步简政放权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提高下放权力的含金量，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少预审和前置审批环节，提高效率，让改革的红利得到最大释放。

　　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作风建设，要敢趟深水区，要啃硬骨头。锦州对一些职能交叉的部门进行大规模合并、减少冗员；对于审批中的“蜗牛病”，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提升审批效率。此次审批制度改革，我们要求“全方位、全覆盖”，包含了锦州所有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市直部门和中省直驻锦单位，其中市直部门39个、中省直单位11个，进一步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事项。对现存的435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212项，保留223项，削减率为48.7%。

　　（本报记者 辛 阳 刘洪超）

　　农工党中央建议

　　变层层审批为“并联审批”

　　目前，我国行政审批仍以“分阶段、分部门”的行业管理为主，存在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投入精力大，占用时间长。二是前期费用较高。三是不适应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服务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些企业就是因为审批部门多，耗费时间长，错过了发展机会。

　　因此，在行政审批方面要尽快把各部门的层层审批转为实行“并联审批”，改变以前行政审批单位按序逐家进行行政审批的模式。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共同审批办理的事项，实行由一个部门协调、组织各责任部门同步审批办理的行政审批，以此缩减评价评估和审批时间，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促使企业项目的科学上马和快速落地。另外，建议由国务院或相关综合类部门牵头，对现有各政府部门建设项目审批职能、审批程序，及相关审批部门间互为前置等严重影响项目推进的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彻底解决审批部门间互为前置等问题，让行政审批顺畅、高效运行。

　　（本报记者 潘俊强）

　　规范行政审批

　　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陕西省副省长张道宏委员

　　准确认定行政审批边界

　　有些行政审批权下放了，但地方却不具备承接能力。因此，应重视和加强基层审批能力建设，审批项目改革中事权的下放要与财权、要素配置权同步推进并加强监督。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服务体制，大力推进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实现省、市、县、乡纵向，同级部门间横向互联互通。同时，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规范完善社会中介机构的运行行为，尽快制定《社会中介组织法》或《社会中介组织管理条例》，规范中介组织的职能、服务标准、收费、责任等，实现依法管理。严禁将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事项，对现有审批前置的中介服务项目，能取消的取消，确实需要保留的要规范时限和收费并向社会公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需要从法律层面去界定范围和统一标准。在行政审批改革中要建立健全“放、接、管”协同推进的配套政策，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事项确定原则和标准的研究，准确认定行政审批事项的边界。全面公开行政审批的事项清单，探索行政审批事项“负面清单”。健全取消行政审批后相关事项的管理办法，细化审批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探索开展第三方机构评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李超钢代表

　　审批事项不能一简了之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属于减法内容，不仅要善于做减法，还要切实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不能“一简了之”。

　　这两年中央和地方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特别是在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企业和群众的感受并不深刻。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规范审批行为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必须承认行政审批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此不能完全把它妖魔化。简政放权的目的不是把审批事项全部取消，而是把那些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取消，对那些确实需要保留的和必须从受理、办理、发证等各个环节加以规范，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方便、快捷和公平正义。很多企业和群众反映，他们对于行政审批事项既患多，更患慢、患不规、患不公。具体集中在申报材料多、前置条件多、中介评估多、暗箱操作过多等。所以，在大力精简审批事项的同时，必须针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进行规范。国务院已经在这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下一步各级地方政府也应该及时跟进。

　　（本报记者 余荣华 王昊男）

　　安徽阜阳市委书记于勇代表

　　审批不容“灰色地带”

　　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大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但是，目前有的地方行政审批存在“灰色地带”，地方审批“明放暗不放”，一些“红顶中介”打着政府旗号，服务乱、收费高；还有地方变“放权”为“懒政”，无所作为；有的领导放不下特权思想，依然“拍脑袋决策”“托关系办事”。所以，必须下真功夫，花大力气，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依法行政。

　　简政放权，放权就要放到位，而且要放而有序、活而不乱。将行政审批向政务服务中心集中，推进审批改革和流程再造，能免的坚决免、能减的坚决减、能放的坚决放。同时，严格执行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及运行流程动态调整机制，真正做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激活市场活力，实现权力“瘦身”、廉政“强身”。

　　（本报记者 钱 伟 叶 琦）

　　陕西渭南市委书记徐新荣代表

　　让各级政府权力归位

　　简政放权不仅是国家下放到省上，省市两级还要向县一级赋予更多权力，让各级政府的权力归位。

　　政府要有作为，不能简单地“放”，更要会“管”，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调控职责。“放”是降低门槛，“管”是让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行政审批在县一级要并联审批，不能一家一家串联式审批，该取消的就要取消，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审批要降低门槛。富有效率的行政审批，一是要方便企业办事，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二是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有权必有责，用权要负责，还要严格问责。政府把该管的管到位，有一个基本定位和原则：凡是下级政府能管好的，上级政府一般不要去插手；非公有制经济能投资的，国有经济一般不参与；企业能做好的事情，政府一般不要干预。渭南市这几年不断给县放权，共下放了1100多项权力，把中介组织能做的、下级政府能做的都下放了。

　　（本报记者 郑 轶）

　　四川广安市委书记侯晓春代表

　　建立动态化权力清单

　　简政放权的初衷是为了盘活市场经济，优化行政权力配置。但在简政放权中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是简单、片面地强调权力下放、体制下沉，乐当“甩手掌柜”，导致放权后出现行政缺位； 一是基于利益因素，只下放“含金量低”的权限，而对存在寻租可能的权力“恋恋不放”。

　　这两种极端，一种“乱放”，一种“虚放”，都属于放权错位。放权要到位，必须做到应当放的权力彻底放、不截留，不宜放的权力不甩手、不推卸。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不妨建立动态化权力清单，根据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打造“量身定制”的放权措施。

　　放权前的认真调研是“量身定制”的前提。权力下放后，下级部门能否接得住、接得好？相关市场能否管得住、管得好？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相符合、相适应？调研中，不妨多听听基层和企业的需求，让权力下放的模式从“上级配给”转变为“按需点菜”。

　　（本报记者 张 文 徐 隽）

　　广东省经信委副主任李心委员

　　防止中介成为“二政府”

　　现在国家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的力度很大，精简了很多事项。像广东推行三单制，实行权力清单制、负面清单制、监督清单制，如果“三单制”能够真正都落实了，行政审批就会非常清楚明白，老百姓办事就不存在要去找关系找门路的情况。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权力都下放了，有些由中介组织来承接，可能会在知识层面和管理方面没有完全的承接能力，这就会出问题，会变成人们常说的“二政府”。所以，政府下放权力不能一放了之，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同时，社会组织自身也要加强自律建设，要加强诚信，预防腐败，防止寻租等问题的出现。

　　（本报记者 周亚军）

　　浙江绍兴市人大副主任车晓端代表

　　放权不是权力转移

　　2014年以来，绍兴市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审批事项“归零清理”，推广实施高效审批试点经验，深入推进市县扁平化审批改革，全面搭建“中介超市”平台等，行政效能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进一步健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举措，还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要规范务实。要切实解决“盖章烦、盖章难、盖章慢”的问题，审批制度改革须规范慎重务实。要防止简政放权成为权力转移和“形放实不放，明减实不减”，防止权力的“部门扩展”和“部门解套”，防止成为企业和群众新的枷锁。二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注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法律、法规及时配套，如在审批前置的规范等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刚性支撑，推进所有的行政审批行为于法有据，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是健全责任追究制。健全更为严厉的规章制度和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更翔实拟定和公开“审批清单”，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价，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记者 姜 洁）

　　海南海口市市长倪强代表

　　简政放权要依法“治权”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简政放权，也要依法“治权”。制定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政府机构、智能权限、程序和责任的法定化，是依法治权的重要措施。目前，权力清单只涉及行政审批，今后应该覆盖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监管等全部政府行为等。海口市提出要建设“法治海口”，出发点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思考和解决问题，增加行政效能，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使其不断创新升级。

　　2014年海口市在建设项目实施联合审批的基础上，出台《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项目的审批，除国土、规划、环保、社会风险评估外，其他审批要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或报备。按照这个意见，海口市正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该管的坚决管好，不该管的坚决放活。

　　（本报记者 丁 汀 温素威）

　　博赛矿业集团董事长袁志伦代表

　　为市场主体松绑开路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多管齐下改革投融资体制，大幅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下放核准权限。在投资领域简政放权，减少过去政府对投资项目的行政介入，对于市场主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解渴”的信号。

　　从我十多年企业经营的经验看，投资项目审核是让企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会扼杀企业创造性，甚至影响行业创新。比如在汽车行业，投资审核项目过多造成我国汽车行业创新不足。反观近年来我国家电、手机等行业，市场充分竞争，产业实现突飞猛进发展。因此，投资领域简政放权有利于激活民间资本，有利于吸引人才集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跃氛围。

　　在市场准入环节，政府简政放权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门槛可以再低一些，为市场主体松绑开路。建议进一步放宽对国内企业投资项目审核，让企业自主决定是否进入某行业经营，是否进行项目投资，给市场主体更多自主选择权。

　　（本报记者 成 慧 李 坚）

　　打造服务型政府

　　各级政府都要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代表

　　把目光转到公共服务上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应对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和规定，公布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直接面向基层由县市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给县市管理。州级政府侧重管好跨县域事务和环保、安监、国土、规划、民族文化保护等事务。根据县（市、开发区）执行能力和执行情况，在特定区域试行州级零审批，把侧重点放到对基层政府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上来。

　　提高行政效率，政府需要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强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上来。探索试行以负面清单管理和市场主体承诺制替代行政审批，强化执行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市场主体依据准入标准提交承诺书，政府根据准入标准和承诺书进行实时监管。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刘志强）

　　山东东营市委书记申长友代表

　　简政放权别忘做“加法”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既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又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服务职能，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

　　简政放权做“加法”，就是要把政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提上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东营市积极推进大城管、大文化、大农业体制改革，新组建农产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分别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资源、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民生热线服务资源，理顺完善市县乡食药工商质监管理体制。

　　一“减”一“加”，最终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关系，使其相辅相成、协同发力。特别是要搞好服务与监督，将政府管理的重心从事前审批真正转向事后监管，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本报记者 赵 兵 卞民德）

　　湖北仙桃市委书记冯云乔代表

　　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有权不可任性”，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政府在市场行为中的边界，政府应当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但是，“不可任性”不等于不作为，不等于做“甩手掌柜”，对市场放任自流。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政府要创新服务方式，为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支持，在主动作为中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仙桃市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经济活力很强。但是近期很多企业面临三大难题：融资难、招工难和生产资料不足。在此情况下，政府主动作为，创新服务方式为企业排忧解难。一是以政府名义成立担保公司，开展银企对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二是由市财政出资设立过桥资金，帮助企业来解决暂时性的资金困难；三是和外地政府对接，帮助企业招工。

　　（本报记者 时圣宇 程远州）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委员

　　莫视数据为部门私产

　　随着互联网深入应用、云计算走向成熟，以及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信息设备大量普及，我国初步形成了信息社会的雏形，为产业升级、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也对数据信息的安全与共享应用产生了强烈需求。只有数据资源的共享，才能释放数据的价值。但有一些数据富集部门将数据视作部门私产，不愿意开放，或者希望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或主导权。

　　因此，迫切需要针对数据开放，从立法、建立标准、展开执行监督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规范数据开放，另一方面形成数据开放的倒逼机制，推动各级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实施数据开放，从而进一步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余建斌 胡妍妍）

　　江苏铜山区委书记毕于瑞代表

　　为发展营造优良环境

　　政府简政放权，要求政府更多地是在法治的前提下不过多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为企业的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和政策环境，成为服务型政府。

　　提供创新的“空气”，就是要把目光放得更远，帮助企业站在更高的高度发现和培育新的需求和潜在需求，提供长远发展前瞻性指导。提供公平的“阳光”，就是要优化市场经济环境，提高行政效能，亲商安商，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提供充足的“水”，就是在企业面临困难的时候，及时伸手拉一把，完善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主动靠前搞好服务，让企业感受到政府的关心和温暖，提振发展信心，帮助企业爬坡过坎渡难关。这些东西都有了，市场好了，企业就能更好更快地成长。

　　（本报记者 顾仲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