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放管服”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放管服”究竟是什麼？將會怎樣影響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又將給你我的生活帶來哪些變化？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享者工作室特約請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來為您系統解讀。

　　【報告內容】

　　李克強總理在報告中指出，持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這是政府自身的一場深刻革命，要繼續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披荊斬棘向前推進。我們一定要讓企業和群眾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著力打通“最后一公裡”，堅決除煩苛之弊、施公平之策、開便利之門。

　　【專家解讀】 　　　　　

　　“放管服”改革，也就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

　　毛壽龍： “放管服”改革，也就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是2016年年中中央開始在全國推動的。“放管服”改革，在具體層面，主要是繼續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審批事項，終結非行政許可審批，取消需要政府開具的各類不合理証明。在企業注冊領域，推行“五証合一”。公布政府部門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以在線審批監管平台運行投資項目等。

　　2017年，政府將全面實行清單管理制度，制定國務院部門權力和責任清單，擴大市場准入負面清單試點，減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增加市場的自主選擇權。清理取消一批生產和服務許可証。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實行多証合一，擴大“証照分離”改革試點。完善事中事后監管制度，實現“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全覆蓋，推進綜合行政執法。加快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統互聯互通，形成全國統一政務服務平台。

　　“放管服”為政府服務部門帶來了細節變化：事好辦了

　　毛壽龍：全國各地的政府服務中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從硬件設施、布局，到內部機構設置、工作流程、工作制度等各個方面都有了細節化的完善。一進服務大廳，就會感覺服務型政府的味道扑面而來。很多事情，甚至不需要到服務櫃台，自己就可以在機器上完成操作。比如辦理社保証明，用身份証或者社保証，就可以在自助服務的機器上打印証明文件，而且可以到任意的服務中心去打印。如果不會使用，還有服務人員熱情指導。

　　再來看一些具體的服務性部門，也有很大的改觀。過去車輛年檢，服務人員態度生硬，車主進了車輛檢驗場后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到處找地方交押金、檢驗外觀、檢驗環保，然后往往是車燈不合格，去修理也就是象征性調一下。由於臉難看、車難開、程序復雜、耗時耗力，車托的市場很大。但最近都有了很大改善，對整個檢車流程進行了整合，車主隻要一進門到外觀檢驗區，車交后到出口處接車，繳納相關費用，拿相關檢驗合格証就可以了。這就大大減少了車主的辦事難度。

　　要增加“放管服”改革對群眾心理上的“獲得感”

　　毛壽龍：在政府改革方面，與總理提到的讓企業和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方面，的確還有比較大的差距。從心態上來說，政府與企業以及群眾的關系上，政府官員還有一個高高在上、居高臨下的姿態。這使得企業和群眾去找政府的時候，總是覺得政府是來管理企業和群眾的，而不是為企業和群眾服務的。其結果是，政府改革在物理上、制度上做了很多事情，但在心態上企業和群眾卻少有獲得感。

　　解決好“放管服”改革的“最后一公裡”問題

　　毛壽龍：從具體運作角度來說，企業和老百姓對於改革后的政府還比較陌生，相關改革的信息沒有與企業和群眾的行為有效對接，從而在到達“最后一公裡”時就出現了很多問題。再加上政府改革的很多細節還有待進一步落實，這無形之中也減少了企業和群眾對政府改革成果的獲得感。

　　毛壽龍：首先是繼續大力推進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各項改革，用新的制度把政府權力規范起來。其次是把政府改革的新制度、新規范逐步細節化，關注管理和服務領域的細節安排。再次是在官員的心態和行為上確立人民公仆的服務姿態，在心理和行為兩個層面建設服務型政府。第四是廣泛推進政務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讓企業家和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政府各個層面的工作，從而在心態上和行為上實現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

　　“放管服”改革中，經濟層面改革與行政層面改革應協同發力

　　汪玉凱：隻有把經濟層面的改革與行政層面的改革有機結合，並拿出減費降稅的實質性舉措，才能真正淨化行政環境，為激活市場活力和社會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一要最大限度地排除“放管服”改革中的阻力，為供給側結構性營造良好的行政環境。

　　這要從兩方面著力：一是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一是要克自政府自身的障礙。既得利益不僅反對改革，也激化了官民沖突、勞資沖突和貧富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放管服”改革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戰勝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阻撓。而政府自身對改革的阻力同樣不可小視。其集中表現在觀念阻力、行政審批改革阻力以及部門利益阻力三個方面。這些阻力盡管很隱蔽，甚至很難感受得到，但對改革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注重克服阻力，就成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條件。

　　減費降稅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特別被強調的一項重要舉措，並提出2017年要減少企業稅賦3500億、涉企收費2000億的目標。如果這個目標真的實現了，對企業而言無疑是實質性利好。因為，簡政放權固然重要，但如果企業的制度交易成本不能降低，企業仍然要承擔過多、過重的稅費負擔，不僅淨化行政環境的目標實現不了，也很難真正激活市場主體的活力，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在這方面今年肯定會有重大改變，值得期待。

　　二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相結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當前在經濟體制層面推出的重要改革，這一改革的核心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但如果仔細一想的話我們會發現，過去這些年來出現嚴重產能過剩，實際上主要不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而是我們沒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過多的運用行政手段配資資源所產生的后果。本來有些產能已經過剩了，但是為了GDP，還要審批上馬項目。而政府的上述行政行為，又與政府要收入、要增長、要政績的三要邏輯有關。政府的“三要”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要收入，不能使政府的收入在整個分配格局中佔比過高﹔要增長，也不能一味地從投資、出口、消費方面發力，也要從供給側角度著力，使二者相對均衡﹔至於要政績，關鍵是要摒棄傳統的拼資源、拼環境的政績觀。這就是說，隻有改變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更多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效。

　　三要通過放管服改革，加快法治政府建設，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與政府的放管服改革緊密結合，還要注重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法治環境。而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對於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維護不同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政府的宏觀調控行為、有效約束公權力，都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快中國的法治化進程，不僅關系到“放管服”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享者工作室 趙淵杰 張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