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两会，我最关心的是中国政府在鼓励科学研究方面将会有哪些新的政策。在积极改善中国科学研究的大环境方面，中国政府广纳贤言。我有幸参加过两次重要活动，并参与了详细讨论。2012年，我作为特邀发言人参加了由科技部组织的浦江创新论坛。2015年春，我还作为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应上海市长办公室邀请，参与讨论如何改进上海创新环境以吸引更多海外高端人才。

我于2011年赴上海交通大学担任讲席教授。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我对中国政府重视科研的程度印象尤其深刻。我也很荣幸于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于2016年荣获上海市白玉兰奖。中国社会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显示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我曾在美国担任全职教师，后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任职。我所任职的三个国家文化差异很大，但对于高水平学术的要求和追求是一致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拥有较高的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上海交大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8年，作为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教授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月。当时的中国跟现在差别很大，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中国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飞速发展，在学术领域的成绩也有很大提升。科学发展很重要，在时代发展的关键点，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未来。只有认识到科研质量和标准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要想取得科技进步，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作为瑞典和中国两国的院士，我愿意帮助两国科学界建立联系。瑞典虽然是个很小的国家，但在科学领域有着很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目前，瑞中两国已经有着紧密的科学合作，就我所知，在我的母校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的比例最高。

我希望向其他海外科学家分享我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体验，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年轻科学家来体验中国、感受中国。

（作者为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04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