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理念早在2007年就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光荣任务。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那么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生态文明大环境如何？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又在哪里？提高生态文明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人民网记者就此采访了数位代表委员，让我们来听听代表委员的“生态文明”策。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

生态文明的自觉首先需要生态文化自觉，特别是执政党的文化自觉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说，一谈到生态文明，社会与公众的着眼点和敏感度，几乎都聚焦在 PM2.5、水污染、植被破坏等方面。实际上，这只是生态文明中生态安全与保护的范畴。生态文明更是一种理念和文化。生态文明首先是一种理念和文化，是批判吸收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要靠生态文化引领和支撑。只有生态文化的自觉才能有生态行动的自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起主导作用，所以要首先引导执政党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

“过去一直强调干部群众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生态文明同理，只有党政干部的生态文化自觉提高，才能激活和引导全社会公民的生态文化自觉。”

郑晓幸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必然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由于涉及面广，落实点多，需要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和参与。这必然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在产业转移的大潮中，一些产业转移的主体企业把目光锁定在西部和农村地区。一些地方还在奉行“GDP至上”，只顾招商引资，不顾环境代价。党政领导干部执政一方，责任巨大。如果没有高度的生态文化自觉，发展观、政绩观很容易发生偏差，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句漂亮的口号。

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在设计和推进约束性指标，郑晓幸认为这种约束力必须像人口控制、土地保护一样严厉，才能效果最大化。

生态文明是个庞大的全民工程、社会工程，更需要全民的文明行动。环境和生态由无数小分子构成，不光是政府、企业、投资商的事，更是每一位公民的事。“面对糟糕的环境，所有人必须要有反思意识。大家都在抱怨堵车抱怨雾霾，但经济稍有宽裕就去买车代步；晚上回家恨堵车骂娘，第二天早上照样心安理得开车出门。PM2.5居高不下,殊不知PM2.5高数值最大‘贡献者’正是汽车尾气。很少人想到自己每天的出行方式和PM2.5紧密相关。”

所以说，没有文明的公民，就没有文明的生态；没有文明的生态也就没有生态文明。

“再拿如今的消费观念说说事，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消费观念的异化。大多数人把衣食住行的高消费作为炫耀资本，住豪宅、吃豪宴、开豪车成为理想生活目标。而生态文明在消费上的正能量，恰恰是引导人们形成节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态习惯。”郑晓幸认为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是提高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一大障碍。

如何提高生态文明素质？郑代表认为，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形成系统的生态哲学、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美学等理论；其次动员政府、社会、家庭以及各种大众媒体、社会媒体展开多层次多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理论知识普及；把生态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来抓；把增强生态文明意识上升到提高全民素质的战略高度。还有大力开展和丰富生态艺术创作等办法，陶冶全社会公民具有生态操守，养成生态道德。

郑晓幸认为，如果说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造福百姓，让人提升“幸福感”，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则在提升百姓“幸福感”方面更加直接有效。说白了，全面建成小康生活，使日子宽宽裕裕，身体健健康康、出行平平安安、生活开开心心，哪一样能离开生态文明？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

思想上的雾霾不除，环境中的雾霾难消

虽然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并非刚刚开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表示，我国已经开展了30多年的环境保护工作，但客观上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

究其原因，王毅分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尽管在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始阶段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但终因发展与环保难以两全，造成了今天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的局面。“而且我们在一开始认为的只要转变观念就能取得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想法存在偏差。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我们面临着观念、技术、资金、管理的系统性障碍，要获得双赢是有条件的。”

迄今为止，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难点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及官员的政绩观。王毅说，针对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来讲，如果政府仅仅把推动经济发展始终作为其主要职能，其结果就是“经济与环保难以兼得”，这也让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境保护法》在修改过程中举步维艰，为什么我们并没有从一次次的环境突发事件中充分吸取教训。

“思想上的雾霾不除，环境中的雾霾难消。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而且随着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经济不可能永远持续高速增长下去，目前到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展模式转型，以及真正改变片面强调GDP的政绩观的时候了”。王毅表示，政府需要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推动机构改革，实现政府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为主，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协调管理体制。重点加强提供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新的竞争力和现代生产要素，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效力。

王毅指出，未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包括考虑资源环境禀赋、地区差异、社会经济条件等。二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及演化规律，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利用特征和污染减排机制，以及加快环保进程的推动力。三是我们在“干中学”所积累的经验、最佳实践和创新模式。四是认知作为一个后发大国的国际责任和生态价值观。当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和采取“走出去”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环境保护的价值绝非我们有些人理解的仅仅是“几条鱼”或“几只鸟”的灭绝那么简单。我们需要有生态文明的共同话语，需要把中国的传统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不断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