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振奋的盛会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那年，25岁的申纪兰作为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走出山西的西沟村，进京参加这次大会。

“接到通知时特别激动，一个妇女能当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啊。”回忆起59年前的情景，申纪兰依然激动不已，她记得自己穿着连夜缝制的一身蓝色卡其布新衣，骑着毛驴从村里走到县城，然后乘卡车、火车，辗转4天才走进中南海的怀仁堂。

与申纪兰同样心潮澎湃的还有袁雪芬，当时她已是一名小有成就的越剧演员，许多年后她手捧着珍贵的老照片，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如水而来，“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团是个较大的团，有63名代表。有宋庆龄、陈毅、陈云；有作家夏衍；有法学家沈钧儒；有作曲家贺绿汀；有京剧大师周信芳、著名影星白杨；还有杭佩兰、裔式娟等工业劳动模范……”

从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那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十分广泛，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

据资料记载，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共选出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妇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1.9%；少数民族代表178人，占14.4%。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非共产党人士558人，分别占代表总数的54.5%和45.5%，充分体现了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会议准备精心、周到。考虑当时代表中文盲多，专门安排人朗读文件。那时的申纪兰还不识字，投票时，别人告诉她选票上毛主席的名字，她就在后面的方框里画了个圈。

大会还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这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配了同声传译，对于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尔克孜族这样只有一名代表的情况，甚至为他们配了一对一的翻译。田富达是出席一届全国人代会唯一的台湾籍高山族代表，他回忆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少。”

几十年后，荣毅仁仍对当年大会上民主融洽的氛围印象深刻。“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因为阶级的隔阂对我话留三分。”

这位闻名中外的“红色资本家”代表曾回忆说，“每位代表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予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杨海波当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是中共中央东北局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那年他31岁，五十多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那时分组讨论的细节。“分组讨论都在各自住宿的饭店会议室，有的小组七八个人就在一个稍大点的房间。通常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大家发言也都很活跃。”

大会倡导节俭之风。杨海波说，代表们都还保留着革命时期的习惯，每人都有自己的茶缸，饭店的工作人员会随时进来倒开水。但要想喝茶是要自己掏钱买茶叶的。

当时，人们围坐在广播旁，欢欣鼓舞地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并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

全国人代会掀开了我国人民民主全新的一页。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7月21日讲话中曾说道，“小组会上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可见，那个时候的大会氛围就已经十分民主，代表们可以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和批评。

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57年年底，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十多项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

曲折中前行

但一场政治浪潮打破了平衡。

1957年夏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矛盾，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政治浪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法制轨道，以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方式迅速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反右”运动高潮中召开。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秘书长刘政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右派的“罪行”，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浓厚气氛。

紧张压抑，充满火药味的会议气氛让代表们如履薄冰，尤其是知识分子代表更是异常紧张。

著名作家巴金是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四川代表团。时隔几十年后，他这样描述在会议期间忐忑复杂的心情：“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

“那次人代会成了对右派的斗争会。”全国人大代表袁雪芬回忆道：“代表们被‘组织’起来，联合发言。讲话非常小心，心里想说的也不敢说，更不敢单独发言。”

“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大的工作更是陷入低谷。

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法制，从1959年至1966年，除了通过几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进行修改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再未制定出一部法律，立法工作一度停顿下来。

此外，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有资料显示，从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起，直至二届全国人大的一次到四次会议，都未像过去那样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同样受到殃及的是人大的会期制度，“大跃进”期间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一再推迟，与二次会议间隔了两年。

但是厄运依旧没有止步。纷沓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对人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践踏和破坏。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