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规范化、制度化

时间转瞬进入20世纪90年代，与数十年前相比，此时的申纪兰已经可以轻松地读书看报，同时，她所在的西沟村也开始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申纪兰与村委会领导班子决定，通过兴办集体企业带动西沟村尽快致富。

小村庄的发展折射出大的时代背景。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渡期，破题“市场经济”，抓住机遇，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成为“两会”议政殿堂的主旋律。

这一时期，宪法迎来了两次历史性的完善，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权威上升到新高度。

修法开辟了共和国立法的新纪元，从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主，到法律体系的全面构架，从初步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国务院机构改革”“港澳基本法出台”“国企改革”……全国人代会关注的热点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代表放下手中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政绩单、成绩表，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家和民族的规划发展蓝图，申纪兰说，在每次全国人代会上，她都会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三农”、教育、惩治腐败等问题提出建议。

曾几何时，全国人代会上的“反对票”是新闻的热点，而随着人们对民主运行方式的熟悉、适应，“反对票”的出现，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轰动效应，变得司空见惯。

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当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交付表决时，177位代表投票反对，644位代表投票弃权，非赞成票数创下新高。

从“完全赞成”“热烈拥护”“一致通过”，到赞成中有反对、有弃权，表决结果留给历史的远不止票数的变化。有媒体对此评论，这无疑是民主精神的进步，因为允许和保护不同声音和批评正是民主的价值所在。

过去审议时，代表们把“学习”“汇报”“拥护”挂在嘴边，而这时的代表们说空话、套话的少了，他们用近乎挑剔的眼光在审议，发言愈来愈坦诚率直，直截了当，批评更加尖锐。

团组审议上，每位代表大多只讲三五分钟，拿过话筒就直奔主题。“话风也体现作风。”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克说，“发言不绕弯子，直抒己见，是如今‘两会’的特色，是团结务实的象征。”

新闻报道进一步敞开，是全国人代会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标志。

从八届全国人代会开始，各代表团都设立了新闻联络员，并允许各代表团带随行记者上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的周成奎表示，“这个有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沟通代表同本地区选民的联系。”

代表们发现驻地的报纸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一些代表边翻报纸边感叹，会议还没开始，“新闻大战”已燃起烽火。

这一时期，“两会”关注度大增，一些群众用来电来信表达他们的关切，据统计，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收到全国各界来信九千多件。

更多的公众通过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了解“两会”动态。新华社记者记录了1993年“两会”期间，北京公主坟南侧的一家名叫海鸥旅馆内，一些来自各地的旅客围坐在屋内，争相看电视、听广播，关注“两会”的热闹场景。

六十多岁的刘师傅说，大家都盼着稳稳当当地过红火日子，“两会”决策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开得成功才能政通人和。一席话说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里话。

渐进的民主步伐

“我代表的是两亿多农民工，投票来不得半点差错。” 2008年，31岁的朱雪芹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1月从苏北睢宁来到大上海打拼，13年间，这个原本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打工妹”，学技术、学外语、学管理，逐渐成长为企业的管理型人才。

每次在按下表决器前，朱雪芹都会反复思量。她说，“能在人民大会堂里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表决国家重大事项，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

朱雪芹的话反映了代表们的心声，她的当选也体现出近年来代表构成不断优化完善的新变化：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大幅增加了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的比例，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

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了高学历的群体，文化层次也逐年提高。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为例，在2987名全体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2%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

同样是这年，79岁高龄的申纪兰又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令这位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感受明显的是，在广场堵截自己的记者一届比一届多，其中不乏很多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记者。

自中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以来，每年的“两会”成为境外媒体的新闻盛宴。海外媒体对此评论称，这些年来，“两会”一个可圈可点的现象是，会议议题渐趋开放，民主空气日渐浓厚，说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透明和强大起来。

全国人代会的日渐开放、民主还体现在媒体采访和公众参与途径的畅通：为方便中外记者采访，2006年首次开通“网上新闻中心”；2007年首次对外公布各代表团驻地地址和各代表团新闻联络员电话，并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2009年“两会”新闻中心首设网络访谈室，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在线回答网友提问；2010年“两会”首次实行网络直播……

一个个重大事件的历史瞬间见证了全国人代会民主发展的伟大进程：

2007年，饱经波折的物权法终获通过，明确私有财产同公有财产受同等保护；2010年，吴邦国委员长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并强调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定形式；同样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树立起新的丰碑；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人权保障理念获得充分彰显。

相对于电视、广播的单方信息输出，如今互联网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

“现在的‘两会’不只是几千名代表、委员的‘两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郑杰表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网络、手机等新科技手段，建言献策，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民主的氛围中，代表依法履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观察近年的全国人代会报道，辩论、争论、交锋等词语频现，围绕农民增收、企业技术创新、保障房建设、医改等社会热点民生话题，代表们大胆发表各自的不同观点，政策建议也在争辩中越来越完善。

无论是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抑或在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各方官员汇集在中外媒体的“闪光灯”下，面对记者的狂轰乱炸般的提问和围追堵截式的采访，官员们不惧问题敏感尖锐，多了几分“自曝家丑”的从容坦诚，少了一些“无可奉告”的搪塞躲闪。

“这给省委、省政府很大的教训。” 2010年3月6日，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卫留成代表谈到当时炒得火热的海南“毒豇豆事件”表示，事件反映出海南监管的不到位，特别是对农药市场的监管不到位。

2011年3月6日，在江西代表团开放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代表对有关“宜黄拆迁事件”的提问坦然表示，“互联网大大拉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得上通下达，下行上达有了一个渠道和平台。”并称，“事件已经得到控制，但教训很深刻。”

媒体对此评论，官员这种角色“复位”恰恰是对“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强劲回归，也是全国人代会对民主发展所做的一大贡献。

回看全国人代会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之路，从城乡人口选举比例8∶1、4∶1，到“城乡同比”，增加基层代表比重；从全部赞同，到反对票习以为常，乃至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从报道的千篇一律，到国内外媒体的新闻盛宴；从上传下达的政治大会，到汇聚民生民智民意的盛会……一路走来，那些浸润了民主精神的一次次变革之举伴随着中国民主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讨论中，说出自己观点，并试图用自己的关注和言论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也许就是全国人代会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