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之一:户籍制度如何改革？附 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更是错综复杂，在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维下，户籍制度改革很难取得关键性的突破。

瓶颈之二:户籍制度改革误区重重。改革是仅仅改革户口登记和居住登记管理制度，还是要改附着在其背后的福利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是按照目前的政策以中小城市(镇)为主，还是应该大中小城市都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应该让地方自主探索，还是需要中央的介入？是在给予流动人口户口时，要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放弃其承包地甚至是宅基地，还是不提出这类要求？

郭广昌委员认为，无论是瓶颈一还是瓶颈二，各方很容易从自身利益和视角出发，形成“对与错”的评判、“利与弊”的对立。“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大家能不能达成这样的共识，不要去纠缠对与错，而是考虑怎么做更好，操作性更强。过于简单地分清“利与弊”，就容易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各方观点对立起来。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户籍改革问题，我相信，最终一定能寻觅到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户籍改革方案。”郭广昌委员说。

◆◆◆武鸿麟委员

建好户籍流动的双车道

“单从户籍来区分农村或城市人是不科学的。如果一个人在城市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也已经在享受这个城市带给他的资源和机会，只是因为户籍在老家，就能说他是农村或是外省人吗？”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武鸿麟说，一个人的身份是市民或农民，应该通过职业来界定，而不是户籍。

“户籍问题之所以复杂，很大原因是户籍背后牵涉的福利。”武鸿麟举例说，为什么优秀人才都爱往北京挤，因为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对集中。不仅如此，拥有北京户籍意味着在购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拥有着更多的便利。农村户口背后也隐藏着土地承包、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生育指标奖励等红利。

农民工户籍不在城市，很容易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上学。“他所在的城市能不能给他市民的待遇，能不能让孩子享受到城市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包括下一步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这些福利和待遇？”武鸿麟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政策上做些调整，出台户籍的双重政策，如果愿意迁，城市可以接纳，如果不愿意迁，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武鸿麟认为，除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由于容量有限应该合理控制户籍外，建议中小城市能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让在这个城市有稳定职业、固定住所的人能够自由迁入或迁出。

现在不仅从农村到城市户口流动困难，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从城市到农村也一样困难。现在大城市空气和环境变差，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路，鼓励城市的人往农村走？武鸿麟说，随着城镇化发展，城市与农村差别越来越小，大城市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农村流动可以把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带到农村去，这就是城市文明反哺农村，涉及到户籍的双向流动，我们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做些研究。 （江迪  顾意亮  司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