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绘画已经成为生命方式

　　在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的骤变之后，冯骥才放下画笔，拿起了更沉重的文学的笔。那段时期，他手不释卷地阅读中外名著与艺术史，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背诵《蜀道难》、《赤壁赋》、《致大海》；挎着相机走街串巷调查本地乡土文学，还大着胆子给报社投稿。

　　“当时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兴趣爱好而非理智的选择。我感到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发光，有时这东西跑到我前边吸引着我，这是一种艺术的理想。”

　　1979年到1989年，冯骥才是属于文学的。《铺满鲜花的歧路》、《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那时，他每一部作品出来，都会收到数百上万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边所致。

　　如果那么坚持走下去的话，冯骥才或许会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抑或是一流的画家。他的挚友之一，著名导演谢晋曾好意劝他：你的精力太分散了，如果能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会不得了。话虽有理，但冯骥才依然我行我素。比起集中精力干一件事，他更喜欢来回穿梭的感觉。

　　文学和绘画与他相伴半个世纪，如今虽不是他的主业，却已成为他的生命方式。所谓生命方式，就是不管干什么，他身上总能保存着浪漫、敏感和想象力这些编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

　　“这几年，灵感还是往我身上扑，我能做的就是推开它。”

　　不久前，他一个人在屋里放着音乐，看着墙，刚好有黄昏的风吹照在墙上，突然就觉得像一片秋天的松柏，秋天的风吹过来，一大片叶子在飘，有一些光影在闪。当时他想回去后一定要把它画下来，可是回家后已经精疲力尽，只好放弃。

　　这些年老在路上，他脑子里常会浮现出许多小说的人物、细节，可是每次差不多想好的时候，终点到了，一下车，一握手，一说话，一吃饭就全忘了。不能随时写和画，难免会遗憾，不过把想象当做一种享受，现在的他也乐在其中。

　　继续向巨大的无形的对手宣战

　　在被认为是最充满创作活力的年华，冯骥才丢开最热爱的文学与绘画，去做一名文化的守护者。他承认：“开始时，只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怀，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另一种责任拿了起来”。

　　近20年来，他卫古城，哭古街，救年画……不辞辛苦，踏遍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7个省份的几十个村落，进行登记普查。他没想到，自己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在甲子之年。

　　他已然分不清这一切是命运的驱动，还是责任的使然。总之，他常常觉得自己把一座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在脊梁上，并不时听到“自己脊梁骨嘎嘎作响”。在这个人们多半要“告老还乡”的人生阶段，他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了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

　　这些年来，他不是没有成就感，但挫败感也常伴左右。有时他觉得自己成功了，有时又觉得很失败，特别是当他面对着巨大的无形的对手——这个对手无所不在，不是商人，不是官员——是这个社会巨大的利益需求。

　　去年“两会”期间，他和一位政协委员就应不应该把钱写进价值观起了争论。金钱是需求不是追求，文化不能产业化政绩化……诸如此类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他向来不惧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不只要告诉全社会，还要告诉那个“无奈、孤单和弱小却不肯放弃的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决不会停下来或者掉过头去”。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路；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年轻时，冯骥才在最灰暗的时候写过一首叫《路》的诗。

　　这首诗今天读起来有着另一番骨气。去年过完70岁生日的第二天，他跳下床挥笔写了“春回”二字，问自己：难道我还要站在生活的激流中吗？答案不言而喻。他已经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为了这项新的事业，他打算再次“从头开始”，从头开始普查，从头开始制定标准，从头开始设计规划，从头开始面对新的困境，寻找新的出路。